紅軍第四軍前委給中央的信[1]
(一九二九年四月五日)
中央:
二月七日的信[2]由福建省委轉來，四月三日在瑞金收到。中央此信對客觀形勢及主觀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觀了。三次進攻井岡山[3]表示了反革命的最高潮。然至此為止，往後便是反革命高潮逐漸低落，革命高潮逐漸生長。我黨的戰鬥力組織力雖然弱到如中央所言，但在反革命潮流逐漸低落形勢之下，恢複一定很快，黨內幹部分子的消極態度也會迅速地消滅。群眾是一定傾向我們的。屠殺主義又固然是為淵驅魚，改良主義也不能再號召群眾了。群眾對國民黨的幻想一定很快地消滅。在將來形勢之下，什麼黨都不能和共產黨爭群眾的。六次大會[4]指示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是十分對的:革命的現時階段是民權主義，黨的目前任務是爭取群眾而不是馬上武裝暴動。但革命發展是很快的，武裝暴動的宣傳和準備應該採取積極的精神。在大混亂的現局之下，只有積極口號積極精神才能領導群眾。黨的戰鬥力的恢複也一定要在這種積極精神之下才能有可能。我們感覺黨在從前犯了盲動主義極大的錯誤，現時卻在一些地方頗有取消主義的傾向了。閩西贛南我們所經過的地方黨部，戰鬥的精神非常之弱，許多鬥爭的機會輕易放過去了。群眾是廣大而且革命的，黨卻袖手不去領導。由閩西贛南的例子使我們想到別的地方或者也有這種現象，所以我們要反對盲動主義和命令主義的惡劣傾向，但取消主義和不動主義的傾向又要極力防止。無產階級領導是革命的唯一關鍵，黨的無產階級基礎之建立，大區域產業支部之創造，正是目前黨在組織方面的最大任務，但同時農村鬥爭的發展，小區域蘇維埃之建立，紅軍之創造與擴大，亦是幫助城市鬥爭、促成革命潮流高漲的條件。所以拋棄城市鬥爭沉溺於農村游擊主義是最大的錯誤，但畏懼農民勢力發展，以為將超過工人的領導而不利於革命，如果黨員中有這種意見，我們以為也是錯誤的。因為半殖民地中國的革命，只有農民鬥爭不得工人領導而失敗，沒有農民鬥爭發展超過工人勢力而不利於革命本身的。六次大會指出了忽視農民革命的錯誤。中央此信有「發展農村中廣大的普遍的鬥爭」之言，這種意見才是對的。
中央要求我們將隊伍分得很小，散向農村中，朱、毛離開大的隊伍，隱匿大的目標，目的在保存紅軍和發動群眾，這是一種理想。以連或營為單位單獨行動，分散在農村中，用游擊的戰術發動群眾，避免目標，我們從前年冬天就計畫起，而且多次實行都是失敗的。因為:(一)紅軍不是本地人，與地方武裝的赤衛隊來說完全不同。湘贛邊界寧岡各縣的農民只願在本縣赤衛隊當兵，不願入紅軍，因此紅軍簡直尋不出幾個湘贛邊界的農民。紅軍成分是老的國民革命軍、瀏平[5]湘南的農軍和迭次戰役的俘虜兵。(二)分開則領導機關不健全，惡劣環境中應付不來，容易失敗。(三)容易被敵人各個擊破。五軍在平瀏，四軍在邊界在湘南，因分兵而被敵人擊破者共有五次之多。(四)愈是惡劣環境，部隊愈須集中，領導者愈須堅強奮鬥，方能應付敵人。只有在好的環境里才好分兵游擊，領導者也不如在惡劣環境時刻不能離。此次離開井岡山向贛南閩西，因為我們部隊是集中的，領導機關(前委)和負責人(朱、毛)的態度是堅決奮鬥的，所以不但敵人無奈我何，而且敵人的損失大於他們的勝利，我們的勝利則大於我們的損失。寧都和汀州二役[6]的勝利，地頭蛇之郭劉二旅完全消滅了戰鬥力，使贛南閩西一方清漢，致有現在之群眾發動成績者非部隊集中、指導機關健全決辦不到。我們三年來從鬥爭中所得的戰術，真是與古今中外的戰術都不同。用我們的戰術，群眾鬥爭的發展是一天天擴大的，任何強大的敵力是奈何我們不得的。我們用的戰術就是游擊的戰術，大要說來是:「分兵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應付敵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固定區域的割據，用波浪式的推進政策。」「強敵跟追，用盤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時間，很好的方法，發動群眾。」這種戰術正如打網，要隨時打開，又要隨時收攏，打開以爭取群眾，收攏以應付敵人。三年來都用這種戰術。在湘贛邊界時，大概集中兵力一度擊潰敵人之後，可以散開工作兩三星期(分數大支出去，每大支又分數小支出去)，及至敵人再整軍來，我們又集中起來了，再擊潰敵人，再分散工作。此次敵人窮追，我們用盤旋式的游擊，可以走很寬的地方，發動很寬的群眾。每到一處少則頓住半天，多則頓住五天，先之以廣大的宣傳(政治部統屬的文字宣傳隊和口頭宣傳隊，均以連為單位，每連二隊，每隊三人，路上行軍及每到一處，宣傳就立刻普及)，繼之以散發財物(大地主及反動分子的穀子、衣服、器具)，然後進行組織(黨的支部、秘密工會、秘密農會)。群眾工作的技術，現在比以前更嫻熟了。這時候的紅軍不是一個單純打仗的東西，它的主要作用是發動群眾，打仗僅是一種手段。並且打仗的時間、分做群眾工作的時間乃是一與十之比。現在的隊伍，與葉賀[7]時候的隊伍大不相同，葉賀的隊伍是單純打仗的，若在今日，決不能存在的。紅軍無論在什麼時候，黨及軍事的統一指揮機關是不可少的，否則陷於無政府，定是失敗。
現在黨的指導機關是前委，毛澤東為書記，軍事指揮機關是軍司令部，朱德為軍長。中央若因別項需要朱毛二人改換工作，望即派遣得力人來。我們的意見，劉伯承[8]同志可以任軍事，惲代英[9]同志可以任黨及政治，兩人如能派來，那是勝過我們的。中央去年六月來信說派賀昌[10]同志來視察，不知為何沒有來，現在從福建來交通極便，以後務望隨時派人來視察。
自劉郭二旅擊潰之後，閩西贛南可以說沒有敵人了。蔣桂部隊在九江一帶彼此逼近，大戰爆發即在目前，國民黨統治從此瓦解，革命高潮很快地會到來。在這種時局之下來布置工作，我們覺得南方數省中，粵湘二省中買辦地主的軍力太大，湘省則更因黨的盲動主義政策的錯誤，黨內黨外群眾幾乎失盡。贛浙閩三省則另成一種形勢。第一，三省軍力最弱。浙江只有蔣伯誠[11]的少數省防軍。福建五部雖有十四團，然郭旅已被擊破，陳國輝盧興邦[12]二部均土匪軍，戰力甚低，陸戰隊兩旅在沿海，從前亦未打過仗，戰力諒不大，只有張貞[13]比較能打，但據福建省委分析，張亦只有二團好的，且五部完全是無政府，不統一。江西朱培德熊式輝[14]二部共有十六團，比閩浙軍力為強，然比起湖南來則差得多，其中一大半和我們作戰過，除李文彬[15]一旅之外其餘都是被我們打敗過的。第二，三省黨的錯誤比較少。除浙江情況我們不明了外，江西福建二省黨及群眾的基礎都比湖南好些。贛北之德安、修水、銅鼓尚有相當基礎，贛西寧岡、永新、蓮花、遂川等縣黨及赤衛隊的勢力是依然存在的，贛南的希望更是很大的，吉安、永豐、興國等縣的紅軍獨立第二團、第四團有一天一天發展之勢，贛東方誌敏[16]的紅軍獨立第三團[17]並未消滅，如此已造成了向南昌包圍之形勢。我們建議中央在國民黨混戰的長期戰鬥中間，我們要和蔣桂二派爭取江西，同時兼及閩西、浙西，在三省擴大紅軍的數量，造成群眾的割據，以一年為期完成此計畫。此一年中，要在上海、無錫、寧波、杭州、福州、廈門等處建設無產階級鬥爭的基礎，使能領導贛浙閩三省的農民鬥爭。江西省委必須健全，南昌、九江、吉安及南潯路的職工基礎須努力建立起來。
我們三月十四日到汀州，戰敗郭旅，打死郭鳳鳴，始知蔣桂決裂，國民黨大混戰快到來。對於目前工作的布置，決定在國民黨混戰初期，以閩西贛南二十餘縣一大區為範圍，用游擊戰術從發動群眾以至群眾的公開割據，深入土地革命，建設工農政權，由此一割據與湘贛邊之割據連接起來，形成一堅固勢力，以為前進的根基。因此，我們不下杭、永[18]，也不去龍岩，在汀工作十七日，於四月一日開到瑞金，定四月八日進佔於都，到於都當召集一擴大會，與贛南特委與中央軍事部派來的羅壽男同志等討論行動計畫。閩西贛南的民眾都非常之好，在長汀縣城及新橋、河田等地工作時，奪取土劣穀子的群眾，一聚就有幾千。在汀州組織了二十個秘密農協，五個秘密工會，總工會也成立了。黨的組織比前發展二倍。組織了一個赤衛隊，單獨站不住，現隨軍來到瑞金。政權機關開始是臨時革命委員會，由政治部任命的，及至工會、農會各組織了幾個之後，即召集代表會議選舉正式革命委員會。臨時與正式的革委都發布政綱。到瑞金規定四天工作計畫，把部隊分散到縣城、壬田市、西江、九堡四地工作，每地再分小支，指揮機關在縣城。瑞金民眾如火如荼地起來，歡迎我們，和地主鬥爭非常勇敢。可惜以前全無組織，一個同志都沒有，無本地領導，組織工作倉卒，難做得好，特別是縣城。到於都後大約有一星期在縣城及四郊工作，以後或向寧都、廣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