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林彪[1]的信
(一九二九年六月十四日)
林彪同志:
一、你的信[2]給我很大的感動，因為你的勇敢的前進，我的勇氣也起來了，我一定同你及一切謀有利於黨的團結和革命的前進的同志們，向一切有害的思想、習慣、制度奮鬥。因為現在的爭論問題，不是個人的和一時的問題，是整個四軍黨的和一年以來長期鬥爭的問題，不過從前因種種原因把它隱蔽了，到近日來才暴露出來。其實從前的隱蔽是錯誤了，現在的暴露才是對的，黨內有爭論問題發生是黨的進步，不是退步。只有趕快調和敷衍了事，抹去了兩方的界線，以歸到庸俗的所謂大事化為小事才是退步，我想這回是不會發生可怕的惡結果的。白砂會議[3]後不到幾天，問題已經在黨內群眾中熱烈地討論起來了，我想同志們一定要求這問題的徹底弄清楚，一定不肯調和敷衍，模稜兩可，是非不分，而且一定能選擇並擁護一種利於黨的團結和革命前進的意見。四軍改造的工作由此可以完成，四軍的黨由此可以得到一極大的進步，這是絕對無疑的。
二、不明四軍鬥爭的歷史，便不明白現在爭論問題的來源，不明白它的來源，便不明白自有四軍到現在兩個思想系統的鬥爭的全部問題的性質。問題的主要點有以下各端:(一)個人領導與黨的領導，(二)軍事觀點與政治觀點，(三)小團體主義與反小團體主義，(四)流寇思想與反流寇思想，(五)羅霄山脈中段政權問題，(六)地方武裝問題，(七)城市政策與紅軍軍紀問題，(八)對時局的估量，(九)湘南之失敗，(十)科學化、規律化問題，(十一)四軍軍事技術問題，(十二)形式主義與需要主義，(十三)分權主義與集權，(十四)其他腐敗思想。讓我在下面預說出來。
三、個人領導與黨的領導，這是四軍黨的主要問題。討論這個問題，我們首先要記得的就是四軍的大部分是從舊式軍隊脫胎出來的，而且是從失敗環境中拖出來的。我們記起了這兩點，就可以知道一切思想、習慣、制度何以這樣地難改，而黨的領導與個人的領導何以總是抗分[4]，長在一種鬥爭狀況之中。紅軍既是從舊式軍隊變來的，便帶來了一切舊思想、舊習慣、舊制度的擁護者和一些反對這種思想、習慣、制度的人作鬥爭，這是黨的領導權在四軍里至今還不能絕對建立起來的第一個原因。不但如此，四軍的大部分是從失敗環境之下拖出來的(這是一九二七年)，結集又是失敗之前的黨的組織，既是非常薄弱，在失敗中就是完全失了領導。那時候的得救，可以說十分原因中有九分是靠了個人的領導才得救的，因此造成了個人龐大的領導權。這是黨的領導權在四軍里不能絕對建立起來的第二個原因。明白了這兩個原因，我們再來看一看四軍黨組織以後的歷史，更明白個人與黨鬥爭的盈虛消長之機。自四軍成立以後，黨從連上建設了普遍的基礎，現在上級指導機關對於鬥爭策略的正確(湘贛邊界特委，四軍軍委前委)，邊界各縣地方黨部之建立，群眾鬥爭之發展，使得個人作用漸漸減少，黨的領導漸漸加強。大概可以分為三個時期:從四軍成立到去年九月重回邊界為第一個時期，這時期包括邊界迭次戰爭的勝利和湘南的失敗[5]。黨在這時期中不能有絕對的指揮權，小團體主義充分存在而發展，黨不敢作調動槍枝上的嘗試，紅軍後方兼顧主義與少數同志的紅軍本位主義是衝突的，軍需制度和編制法規未能建立，個人支配政治和武器的事常常有的，這時候的黨從連到軍從它的實質說是處在一種從屬的地位，在某些問題上是絕對聽命於個人。
從去年九月重回邊界到三月十四日佔領汀州是第二時期。這時期內，黨能開始在理論上建設[6]小團體主義了(雖然在實際上還不能)，軍需制度建立，成立了七十五支長槍一連的制度[7]，然還沒有能觸及短槍[8]，撥槍交與地方沒有第一時期那樣困難了。這時期內少數同志極力把頭低下來，黨確處在指揮的地位了，從支部以至前委大體上說來都是如此的。在這時期內有幾個顯著的特徵:第一，是在湘南失敗及大餘一路逃難形勢之下，個人沒有顯出什麼大領導，同時非依賴黨的領導就會有塌台的可能，不比第一時期有迭次的軍事勝利，這是黨的領導抬頭的第一原因。第二，這時期內黨的組織與同志們的政治程度和鬥爭經驗比起第一時期來確實進步些，少數同志不正確的言論行動比較不容易得到一般人的擁護，因此自己要收斂一些，這是黨的領導抬頭的第二個原因。第三，這時期內遇到兩支新鮮的友軍，即五軍[9]與二、四團[10]。五軍不能給四軍以多大的影響，但在打破小團體主義一點上確還給予四軍相當的刺激，特別是柏路會議[11]討論四、五軍合編問題時，彭德懷[12]同志的憤激的表示，給了少數同志以頗大的打擊。至於二、四團，四軍的同志見了他們直是慚愧萬分，他們是指導員支配軍官的，前五冊[13]上軍官的名字列在指導員的後面，一個子彈不問過黨不能支配，他們是絕對的黨領導。這也可以說是幫助四軍黨的領導加強的原因。
從汀州到現在是第三時期。這一時期內黨及紅軍的各方面實在都比以前進步了。因一、二、三縱隊的編製，小團體主義從事實上開始減弱，[14]縱隊委員會比前委要起作用些。各級黨部更能無顧忌地討論各種各樣的問題，短槍的數目也能規定。政治部成立，司令部的職權也有限制了。這都是關於組織方面的。關於政治路線方面的，六次大會[15]指示的政治任務能在工作上去求實現了，城市政策的執行更好了些，宣傳進步了。大規模的游擊戰術學會了，因時局的開展紅軍的組織也擴大了。但因為黨的意志極大的限度的伸張、個人意志感到從來未有的痛苦，一連打了幾個勝仗和一種形式主義的理論從遠方到來，這三樣匯合所以爆發了近日的爭論。爭論的焦點是在現在時代軍黨部要不要的問題，因為少數同志堅決地要軍委，遂不得不攻擊前委，於是涉及黨的機關的本身問題，「黨太管多了」、「權太集中前委了」就是他們攻擊的口號。在辯論中論到支部工作，便有人說出支部只管教育同志的話，這亦是由於黨的管轄範圍一問題生出來的，因為他們主張黨所過問的範圍是要限制的，便不得不主張支部工作也是要有限制的了。因為黨的意志伸張，個人意志減縮，一切問題都要在各級黨的會議席上議決之後，才許黨員個人依照決議去執行工作，使得個人沒有英雄式的自由，於是從要有相當自由要求出來的「一支槍也要問過黨嗎?」「馬夫沒有飯吃也要黨去管嗎?」這就成他們嘲笑黨部精密細小工作的口號了。以上是他們在湖雷前委會議[16]時發表的意見，議論問題雖則分成了三個(黨的勢力所及的範圍，支部的工作，個人無自由)，但精神是一貫的，就是個人領導和黨的領導爭雄的具體的表現。自近日爭論問題發生之後，有的同志覺得四軍的黨到來了一個危機，如果少數同志作的個人主義領導勝利了，那末必至如你的來信所說有一種破壞黨的團結一致和不利於革命的前途會要到來。但我相信不致如此的，因為現在的四軍的黨是比第一、二時期都有顯然的進步，各縱隊的基礎已是不能動搖，個人自私的慾望決定會被群眾所拒絕，我們只要看四十一個人會議中三十六票對五票取消那少數同志們硬要成立軍委的一件事，就可知道大多數人一定不會擁護他們的「不利於團結，不利於革命」的主張了。個人主義與反個人主義的，亦即個人領導和黨的領導的鬥爭，是四軍歷史問題的匯流排索。下面各項大體說來(均其分支)沒有一項不是有正相反對的兩種意見，我們試簡單舉出。
四、四軍中向來就有一些同志是偏于軍事觀點的，與站在政治觀點即群眾觀點上的人的意見不合，這是一個很嚴重的政治路線問題。因長期鬥爭經驗和工農群眾的影響，這種單純觀點的頭腦，漸漸洗刷了一些，單純的「打大仗」和「拿幾十個州縣」的觀念比較地減少了，但沒有完全消滅，遇有機緣就會發作，特別是在軍事失敗時候，差不多什麼都可以取消，只要槍杆子保存就夠了。這些同志在會議時候最厭煩的是討論宣傳和組織問題，在游擊工作中發展單純的軍事影響而不去發展政治影響。軍閥軍隊殘餘的小團體主義是造害紅軍最大問題之一。少數同志們不但不肯努力去消滅小團體主義，反而有助長小團體主義的傾向。小團體主義不消滅，不能如二、四團一樣的完全由集體的黨領導，則紅軍只是一個好聽的名稱罷了!
流寇思想歷來在紅軍中是很利害的，它的產生是由於四軍中的遊民成分。黨與這種思想曾作過許多的奮鬥，但它的尾巴至今還存在，從前代表這種思想的人，至今還不能說是已拋棄這種思想。流寇思想影響到政治方面的最顯明的表現，就是羅霄山脈中段政權問題的不同的見解。我們不要忘記，湘贛邊界割據問題在四軍黨內的一致僅僅是表面的罷了，骨子裡面是有一部分同志時時刻刻要脫離邊界的鬥爭，一到危急時候，這些同志馬上[17]，參加過湘贛邊界鬥爭的人大家明了的。對於建設